性病蔓延阻击战

发布日期:2019-05-29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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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病蔓延阻击战  
     

    ■本报记者 张思玮 通讯员 李律忠

    性病蔓延阻击战


     

    2010年,尹跃平(前排右一)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邀请赴朝鲜讲学培训。

    再次从一线调研回来,陈祥生和他的团队成员心情更加沉重了:高危人群的梅毒等性病的感染率还是居高不下。

    “性病不仅仅只是一组传染病,它更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该中心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以下简称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告诉记者,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病在中国“死灰复燃”以来,梅毒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卷土重来不畏惧

    性病主要指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一组传染病,因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且能引起诸多并发症和后遗症,已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性病防治工作,将性病列为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皮研所)自建立以来,即与各地性病防治机构紧密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消除性病的运动。经过15年的艰辛努力,1964年,皮研所首任所长胡传揆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我国基本消灭了性病,引起了国际瞩目。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旅游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国内外人员的接触日益增多,以梅毒为代表的性病也随之传入我国,并且逐渐广泛流行。”陈祥生说,上世纪80年代性病在国内卷土重来,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当时的相关诊治技术指南、监测诊断水平几乎都难以抵挡性病的发展态势。

    困难与重压之下,作为国家级团队,皮研所挺身而出,再一次扛起了性病防治大旗。他们奔赴一线去调研,走出国外学知识,不仅在原卫生部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还组建了国家性病疫情监测体系和全国淋球菌耐药监测网络,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技术指南制定、专业人员培训、现场技术指导与全国性病实验室检测管理系统 ,发挥了性病防治国家队的作用。

    及早发现是关键

    再好的监测体系,再快速的检测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力争通过早发现,让患者得到有效治疗,进而控制传染源。

    为此,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性病控制中心根据性病疫情情况在全国设立了105个监测点进行监测。

    经过长时间的监测与数据汇总分析,他们基本上摸清了性病的高发人群主要为:男男性行为者、暗娼人群(尤其是低档暗娼人群)、吸毒人员、留守妇女等,其梅毒感染率达10%~30%。

    对此,陈祥生提出了一套防治规划模式,即“一结合、二体系、三筛查、一规范”:将性病与艾滋病相结合,将监测体系与检测体系有效融合,通过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日常门诊筛查、变被动为主动筛查手段,尽早发现患者后再给予规范化治疗。

    常年从事性病临床工作的性病控制中心教授王千秋对此更是深有感触:在一些城乡结合部,低档暗娼人群的安全意识、依从性都较差,有些人甚至就“破罐子破摔”。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患病人群的感染率,再先进的诊疗技术,也无法承担性病防治的重任。”王千秋忧心忡忡。

    实现“医防结合”

    喜人的成绩并没有阻止性病中心工作人员前行的脚步。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性病防治还有值得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特别在基层,规范化性病门诊比较缺乏,仍然存在着漏诊、误诊、漏治、误治、治疗不规范的情况。”王千秋说。

    此外,由于性病的特殊性,一些医疗机构(主要是民营或个体诊所)出于牟利,发布虚假的性病医疗广告,不仅贻误患者病情,还可能造成进一步传染。

    “当前,社会环境日新月异,也加剧了性病的流行程度。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人们的性观念更加开放,网络上的性交易随意化,这些都让性病防治雪上加霜。”性病控制中心教授龚向东说。

    而耐药病原体的不断出现,则增加了性病防治的难度。

    “不规范治疗很容易导致耐药病原体出现,这不仅增加了防治性病的困难,还加重了治疗成本和患者的经济负担。”性病控制中心教授尹跃平说,我国耐药监测数据表明淋球菌分离株曾经对青霉素、四环素、环丙沙星都非常敏感并有效地用于临床淋病治疗,但现在的淋病治疗一线药物仅有头孢曲松和大观霉素。所以耐药监测的实验数据,为我国定期修订性病诊疗标准和指南提供了重要依据。

    除此之外,加强性病控制中心与国外的合作,在陈祥生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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