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 法西斯是现代性

• 　　“衰退与毁灭”

  　　一战后的世界迎来了短暂的间歇，然而，战时潜藏的社会矛盾与日渐式微的旧的权力制衡，使得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秩序陷入了“情绪爆发”与“疏解机制”的迷宫中。

  　　战争间歇时期兴起的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浪潮，催生了现代派的奇迹之年（1922）。但在繁华与疗愈的表象下，潜行着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文明的忧惧——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似乎随着大萧条时期经济资本的崩溃而走向了破产。

  　　资本主义社会仰赖的“自我拥有的个人主义”，陷入了无法维系的困境，而正是这种困境引发了集体的焦虑、中性化的道德与极端的乌托邦政治。

  　　The Morbid Age：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sation， 1919-1939《病态时代：英国与文明危机，1919-1939》（2009），作者：Richard Overy （理查德·奥弗雷）

  　　正如奥登称他的时代为“焦虑时代”那样，作为战后历史学人的奥弗雷在重新审视这个充斥着焦虑与危机的20年时，不由得感到了弥漫在电波、报纸与街角空气里的“病态”。这种病态不局限于现代性带来的大都市的紧张。奥弗雷的“病态时代”与马克·塞尔茨所指的“病态公共空间”或是“伤痛文化”更为接近。集体的暴力、可预期的大规模伤亡，甚至是对过往暴行的记忆，打破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每个公民只得围绕在由伤口、尸体和暴政的景观所构成的社会中心。他们因此陷入了与当权者的共谋。

  　　奥弗雷将“病态”与斯宾格勒所刻画的“西方的衰落”联系起来。撑持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神话，在二战之前的二十年，在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之间被不断冲击。尽管奥弗雷未能像萨缪尔·海恩斯那样，为30年代的“奥登一代”书写一部文化史，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失败感受，并展现了“失败”这种情感的复杂质地。人们对过往的文明生活的怀旧、英帝国的式微，以及一战之后充斥着“厌恶、恐惧与自保”的社会氛围相互作用，促使着以汤因比与伦纳德·伍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重新审视旧有的帝国形式——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让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人们，探索每一个经济个体在资本主义丧钟之下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同时也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为首的文学作者们，在现代主义运动的晚期风格中，寻找呼唤公众的声音。

  　　时代的焦虑使得“野蛮”、“围困”、“衰退”等词成为了当时出版界头条的常客。政府无法尽到保护民众、遏止战争的职责，而民众一方面需要强劲的政治力量的依托、另一方面又厌倦战争的暴行，在这矛盾的逻辑中，知识分子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和平运动陷入了瓶颈与困顿。席卷欧洲的法西斯阴影只是文明癌变的造影，奥弗雷借诗人赫伯特·尼克尔森之口，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警告：“战争的间歇充斥着徒劳无功与社会腐朽，整个时代窒息于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瘴气之中，令人想到的只有‘责任感的缺失、毁灭的景象，还有通往解体的不归之路’。”

  　　Modernism and Fascism： The Sense of 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治下的初始感》（2007），作者：Roger Griffin （罗杰·格里芬）

  　　罗杰·格里芬在本书中分析了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二十世纪的文化现象，而统一两者的逻辑便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生承诺”。这种重生承诺超越了现代性本身，从而吸引了包括庞德、叶芝和马里内蒂在内的现代派作者们。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同建构的全新元叙事所催生的“初始感”与弗兰克·科莫德所称的“终结感”并行不悖。这两种感觉都希望将现代生活从意义的混乱与颓废里解救出来，并构建新的或是世俗化的神话与叙事。先锋派与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初衷，皆为对现代性的“扬弃”。格里芬提出，对技术的沉迷和对现代生活的批判，导致战争与极权政体成为了新的政治美学与政治宗教。

  　　格里芬在书中还区分了“启示性的现代主义者”与“计划性的现代主义者”：前者希冀在现代性的文化肌理深处探索“突破”的可能，在降神、舞蹈甚至是素食主义之中找到神话般的统一秩序；而后者则期待将他们内心深处的“新的幻景、新的时间观投射到‘历史’荧幕之上，创生出乌托邦式的政治体制以统摄社会运作、对颓废的堡垒发起进攻”。两者的区别与协同，决定了以庞德为代表的同情法西斯的现代主义者们，不仅能与右翼政治运动勾结，也能通过或是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话语，实现自我表达。对“突破”的渴望如若从文化精英的圈内满溢出来，进入日常生活，那么艺术创造力也能拥有毁灭的禀赋，甚至于沦为法西斯的帮凶。1922年，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奇迹之年，也是墨索里尼的发迹良辰。

  　　战时

  　　“燃烧的黑色鸽子在飞行”